尤瓦尔·赫拉利 21世纪的变革比任何时期都更彻底

新京报 阅读:18291 2020-10-17 06:30:53

原标题:尤瓦尔·赫拉利 21世纪的变革比任何时期都更彻底

《人类简史(知识漫画):人类的诞生》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编者:戴维·范德默伦

绘图:达尼埃尔·卡萨纳韦

译者:王卉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0月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当今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介于“天后”麦当娜和“学术明星”史蒂芬·平克之间。这个含有玩笑意味却又莫名准确的评价,出自赫拉利的伴侣伊茨克·雅哈夫——他也是赫拉利的经纪人。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赫拉利与雅哈夫共同创立的社会影响力公司智慧之船(Sapienship),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100万美元,以应对世卫资金削减。赫拉利也三度在中国媒体发文,呼吁阻止全球灾难,重获失去的信任。即便以色列国内疫情不断升级,也没有耽搁赫拉利新作的出版。近日,赫拉利在全球同步推出新作,由《人类简史》改编的知识漫画《人类简史:人类的诞生》。这本书是赫拉利与比利时漫画家戴维·范德默伦(David Vandermeulen)、法国漫画家达尼埃尔·卡萨纳韦(Daniel Casanave)的一次“跨界”探索。

为什么要将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改编成知识漫画?

新京报:《人类简史:人类的诞生》是由你的代表作《人类简史》所改编的知识漫画。改编漫画的这个主意,是怎么来的?

尤瓦尔·赫拉利(以下简称赫拉利):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人类简史》已经在全世界流行了,但通过阅读科普书来了解科学知识的人,却相对有限。知识漫画能接触到更多读者。我们的使命是成为科学界和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将科学界最新的思想和发现带给普通人。为此,我们决定尝试讲故事的不同方式。比如,知识漫画《人类简史》中有一章用真人秀的形式,来解释不同人类物种的进化,我们把尼安德特人和矮人那场来自佛洛里斯岛的战争,想象成一场真人秀比赛。这些主意引人入胜,我和我的同伴们,比如这本书的绘者戴维·范德默伦和达尼埃尔·卡萨纳韦都为之着迷。

新京报:《人类简史》问世十年来,以60种语言售出了1600万册,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畅销书。很多人追捧它,当然质疑、误读和批判也少不了。这次重新操刀改编,发现当初有哪些不足需要调整?

赫拉利:在过去10年里,科学的发展速度惊人,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被提出,新成果不断被发现。比如,最近两年的研究成果声称在菲律宾的岛上发现了一种新的古人类物种吕宋人(Homo luzonensis)。而我最初写《人类简史》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但得益于这本新书,我将这个发现补充了进去。我想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科学界的一些新发现,让会我重新思考原著的一些观点。

新京报:你很看重、也很擅长讲故事的艺术,《人类简史》不断强调人类强大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你甚至认为我们现存的一切——国家、宗教、企业等都是虚构出来的现实。有些人觉得你有“想象决定论”的倾向,你怎么看?

赫拉利:这是一个复杂的权衡——如何在忠于科学事实的同时又能接触到大众。你需要一种想象力和讲故事的才能。特别是在知识漫画中,你可去想象那些你不知道是否真的发生过的场景。

我认为我的角色不是从事某项调查的科学家,而是科学界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的书中很少有原创性的研究。我不是考古学家,我没有真正踏入古代遗址;我也不是遗传学家,我不知道如何分析这些头骨,如何对DNA进行测序等。我的工作是阅读专家们的文章和书籍,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写作。我将近几年来成百上千的文章和书籍综合在一起,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将其中核心的信息传达出来。我认为人类的思考更多得益于故事,而不在于事实和统计数据。当然,事实和统计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科学的基石。不过,那些满是数字、表格和统计数据的文章也会让你失去大众读者。如果你想接触到非常广泛的受众,你就需要将自己的工作真正与他们联系起来,并为了他们而创作。

不要低估人类在历史选择中的愚蠢

新京报:说到讲故事,我之前采访“大历史”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时,他也跟你有类似的想法,不过他很喜欢强调大历史是一种现代创世神话。你会觉得《人类简史》也有点无神论“创世神话”的感觉吗?你怎么定位你的简史写作?

赫拉利:《人类简史》的确有创世神话的元素,但对我来说,神话和科普的最大区别在于:神话只是来自于人类的想象,并且不受科学事实的限制。

神话永远不会修改自己的故事,而科学家们每隔10年或20年就会改变故事。比如《圣经》在2000年里没有变过。不论科学家发现了什么,人们都会找到办法使之适应圣经的故事,圣经说什么都是对的。相反,科学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愿意承认错误,承认自己无知。

我们做错过很多事情,我们不断地纠正自己,同时我们也搞不懂很多事情,比如历史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为什么男人会统治女人?在我们所知的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中,会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比如认为男人的身体比女人强壮。但这些理论没有一个是真正有效的。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社会力量并不取决于体力,而是取决于社交技能。你看看当今世界上那些最重要的人,各国总统和总理们不可能通过打人耳光来获得权力,而是靠握手和结盟。如今女性的社交能力和男性难分伯仲,那为什么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中,她们仍然一直受到压迫?科学家的答案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还在调查中。这种面对难题时承认我们不知道的态度,是区分一个故事是神话还是科学的最佳尺度之一。

新京报:过去的一百年里,学者往往专注于专门和狭窄的知识领域。你觉得你这种学科杂糅的写作风格会引领一种新的写作趋势吗?学院知识不断专门化、狭窄化的倾向,在今天是否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赫拉利:不,我想他们一直都会这样工作。如果所有科学家都像《人类简史》那样写书,那我们就没有科学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分工。科学家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做非常专门的研究,但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试图将他们的具体研究收集在一起,并从中创造出整体的人类历史图景。我觉得这两种人都必不可少。

新京报: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很多人也会把你看作未来学家,想要从你那里获知有关未来的预测和警示。你怎么看待未来学,是否也将其看作一种人类虚构能力的体现?

赫拉利:我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未来不是命定的(deterministic);我也认为历史不是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变化的研究。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什么上师(guru),我并不知道20年或3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因为这取决于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在最近几个月里,我收到了很多提问:新冠病毒会改变世界吗?我只能不断地重复:我不知道新冠病毒会不会改变世界,以及如何改变世界。因为这真的取决于我们做出的决定。人们完全可以做出相反或不利的决定:通过新冠疫情制造仇恨,把疫情归咎于外国人和少数人群;在这场流行病中滋生贪欲,从中赚钱;制造无知,散布各种荒谬的阴谋论……倘若如此,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将是暴力、贫穷和动荡的。但是,这些并非不可避免。

未来取决于每一个人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无法说出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我可以说——什么是好的决定。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人类的愚蠢,显然这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人们有时会做出愚蠢的决定,他们可能会选择竞争和仇恨,即使这深深伤害了每一个人。但在这场危机面前,合作总比竞争好。

采写/董牧孜(周子寰、谢廷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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